■劉宇辰金一虹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口述史研究得到快速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女性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為了展示近年來女性研究者所記錄的多種社會身份的女性個體生命歷程，展示女性敘事實踐的豐富性，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聯合中華女子學院，在《婦女研究論叢》編輯部的支持下，于近日舉辦了“新中國女性群像：口述歷史與集體記憶”工作坊，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實踐、知識生產和傳播等研究方法及理論進行了分享與討論。300余位關注女性口述史研究的學者線上參會。
集體主義時代女勞模的再解讀
工作坊上，有三篇報告分別以申紀蘭、郝建秀和相鳳祁三位女勞模口述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申紀蘭和郝建秀都是聞名遐邇的女勞模，她們兩人體現了城鄉間的差別，但就女性如何從私人家庭的一員被塑造為一種公共角色則有探討的共同意義。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周海燕教授以表征和展演理論呈現了勞模形象是如何在國家、媒體、大眾相互作用下被塑造和傳播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佟新教授分享的相鳳祁口述史，展現了她從童工、女勞模到企業老總的跌宕起伏人生。在舊社會，她13歲就進紗廠做童工，新中國成立后用優異的勞動成績和出國參加國際博覽會為國爭光的資歷當上勞動模范，隨后進入學校學習，成為新中國工農干部的代表，最終成為中國第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這是一條只有在新中國才能夠實現的女性由受苦的女工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管理者的發展道路，這是真實人生實踐。作為女性，通過當勞模、進大學，成為共和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管理者的人生發展之路與共和國的意識形態、人才選拔制度緊密相關；她的個人能動性嵌入在共產黨給予工人高度的認可和尊重的感知上，并將實現中國“化纖”工業的發展與個人的夢想相連接。佟新認為，勞模有上學的機會，這既是新政權對工農出身人才培養的需要，也是工人通過高品質的勞動才能夠獲得當上勞模并進入大學的機會。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它從根本上改變了體腦勞動間的區隔；婦女解放的理念融入這一革命的歷程，一名舊時代的女童工能動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呈現出中國女性發展的無限可能。
“可托付的教與養”與“勞動的母親”的啟示
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馬瑤和導師鄭新蓉教授的研究《可托付的教與養——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公共教養空間和“勞動母親”》，通過60年代一個三線工廠的西遷和子弟學校建設和發展的敘事，把我們帶回一個用“公共養育”來促成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產的時代。集體主義的方式——通過托幼機構和子弟學校，提供了一種可信任的、可托付的“教”與“養”，不僅使生產和生活的空間交織在一起，也成就了參與社會生產的“勞動母親”，成功實現從社會新生代的成長由個體家庭向廣闊的公共教育空間轉換，促進全體工廠子弟的全面發展。評議人佟新教授指出：工廠的子弟學校作為中國集體主義時期的特別產物，還包含了拉平干部子弟與工人子弟差距的意義——工人階級的子弟獲得的教育、未來的出路都同樣受到保障，而無須競爭和內卷。在推行“三孩”政策的今天，“可托付的教與養”的議題可放在社會結構變遷的大背景下加以討論和借鑒。
尋找女性工作的意義：弄潮商海的女商人
在工作坊中，有兩份報告都是以義烏女商人的口述史為例，有經歷“雞毛換糖”初創經歷的女企業家，也有“走向世界”的“創二代”，她們都是在現代成長起來的個體女性。既從商業“文化基因”，也從流動與都市體驗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的角度，探討“義烏商業女性所具有的文化性特質是什么”劉柳和她的合作者通過對7名義烏女性的創業經歷、創業契機、創業過程以及危機的處理，來探討女性創業者的內在動力源泉、創業的初衷以及對“有意義的工作”的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創業就是為了掙錢，掙了大錢就是榮耀。那么在女性的世界里是否還存在更重要的意義？評議人這一提問給我們留下諸多討論空間。
女性口述史的意義和使命
女性口述史的發展意義何在？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陸遠博士在他的報告中指出：歷史學這門學科自誕生以后，始終就有內部公共性的訴求。新的社會史學的公共性訴求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增加。他以一個貼不上任何“標簽”的普通農村婦女“吳根妹”的口述史出版為例，說明口述歷史把歷史敘述的焦點轉向普通民眾、指向邊緣人、關注弱勢人群，讓那些本來根本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記錄的人發聲，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歷史學知識生產的權力與權利關系，呈現了“人民化”的趨勢。口述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對公共史學的推演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口述史在某種意義上對抗著三種東西：“迅速生成、迅速遺忘”的現代性特征；將“記憶”和“遺忘”作為一種治理手段的工具化目的、自然生命的遺忘“本質”——記憶實際上是有一個邊界和跨度的，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口述歷史是需要一個非常強大的發展的內驅力。
陸遠在分析口述歷史的生產實踐和傳播的過程時指出：口述歷史的發展不僅僅是在學界內部，還在于把它的學術生命力培植在巨大的讀者市場之中，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不至于這么快被淹沒。口述歷史的產品被傳播、被閱聽、被言說、被質疑、被爭論的過程恰恰是其價值所在，恰恰是有爭議的東西，能夠被詰問被檢視才有可能或者說才有資格進入公共語言。
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在與談環節中，特別強調了口述史把視角放在女性身上是“雙重的正確”。不僅基于女性在社會中原有的“弱勢”，還在于還原她們的人生感悟、經歷和以性別的視角反觀整個國家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很多發言者都強烈地表達了女性口述歷史實踐者的使命感與強大內驅力：與歷史賽跑，書寫一個個有溫度的故事、讓更多已經或即將消隱歷史中的女性留下足音；將普通的女性行動者置于歷史舞臺的中心，開拓女性個體與時代相互交織的可敘事空間。特別是我們對新中國女性群像的塑造，將成為從性別發展視角拓展歷史社會變革宏大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